上一版
蔡新殘碑探微
2020年初,，我因公事下鄉(xiāng)到安厚鎮(zhèn)開展調(diào)研,，先后兩度謁訪創(chuàng)建于清乾隆年間的安厚文祠(也稱“安厚書院”),，詳察細看散落于祠前的幾塊殘碑,。其中一方是斷成兩截的《安厚文祠碑記》,，碑文最后有曰：“葛山蔡大人序文詳矣,，后生小子又何敢多贅”,。而另一方僅剩一小角的殘碑,，依稀可見“比其遠也異時弦/蹤往哲媲美前修文/哉若夫講習服行之/且學者則有朱子白/而無弊者也余何言/后學蔡新謹記”等寥寥數(shù)行碑文。我們不妨將這一殘斷之碑且名為“蔡新殘碑”,。從這兩方碑刻的字里行間,，可以相互驗證一個史實：清代名臣、鄰縣漳浦人蔡新曾為這座文祠作“記”文,。又查《蔡新生平簡歷》有記：“52歲,，乾隆二十三年(1758)，戊寅,。四月初應請為平和安厚書院落成作記,，以紀善舉惠后學。”如此這般,，“蔡新為安厚文祠作記”一事,，已是鑿鑿有之，毋庸置疑,。
然而,，蔡新殘碑的幾行互不相連貫的文字，是很難讓人了解,、讀懂,、弄通碑文所紀之事。唯有從地方史志或是蔡新遺存文稿中,，方可查閱,。按照這一思路，經(jīng)過一年多的努力,，終于從《緝齋文集》(卷六)中找到一篇《平和安厚書院記》(以下簡稱“蔡新碑記”)?？芍^是：天不負有心人,。文中“若夫講習服行之,，方師弟子之所以教且學者，則有朱子白鹿洞之遺規(guī)在百世行之而無弊者也,。余何言焉?”與殘碑的“哉若夫講習服行之/且學者則有朱子白/而無弊者也余何言/”相符;且文末落款時間為“乾隆二十三年四月之朔”,，與《蔡新生平簡歷》的記述相符。因此,，可以斷定“蔡新殘碑”所刻之碑文,，便是《平和安厚書院記》之部分內(nèi)容。應該說,，殘碑所留碑文是初稿,，而收錄于《緝齋文集》的《平和安厚書院記》是蔡新晚年整理編輯的修改稿。
蔡新是何許人也?又因何為安厚文祠作記呢?
蔡新(1707-1799),，字次明,，號葛山，別號緝齋,，福建省漳浦(今漳浦縣大南坂下樓村林西墘)人,，清朝大臣。乾隆元年(1736)進士,，授庶吉士,、翰林院編修、直上書房,、翰林院侍講,，累官內(nèi)廷總師傅、兼理兵部尚書兼管國子監(jiān)事務,、禮部尚書兼理兵部尚書,、吏部尚書兼國子監(jiān)事務、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,、加授太子太師,。時人稱其為宰相、相國,、相爺,。嘉慶四年(1799)十二月，卒于家,，贈太傅,，賜祭葬，謚文恭,。以求仁為宗,，以不動心為要，曾兼任《四庫全書》館正總裁，輯先儒操心,、養(yǎng)心,、存心、求放心諸語,，成《事心錄》,，著有《緝齋文集》。從“蔡新碑記”文中可知：安厚文祠是建于乾隆戊寅(1758),，由進士何象宣(即何子祥)偕舉人賴升文,、貢生何興烈等人，以其所在之鄉(xiāng)里遠離縣治所在地,，且在?？嘧x詩書的學生日益增多為由，倡議創(chuàng)辦書院,，鄉(xiāng)紳無不響應,，加上知縣、陽明后學胡邦翰的鼎力支持,，不到一年時間,，一座“門廡齋房，井灶庖湢具備”的書院,，就以其“墻高宇峻,、閣靜軒明，高華大雅,、宏整爽明”之形象,，矗立于和邑大地。何子祥等人還在空地之間興建文昌閣,，擇乾隆己卯(1759)元宵之良辰吉日,，舉行隆重的崇祀朱子、王文成之入祠儀式,，冠裳畢會,，濟濟雍雍，成為當時漳郡和邑的一樁文化盛事,。而此時,，官至刑部左侍郎、上書房總師傅的蔡新“以母老,，乞請歸養(yǎng)”,，閑賦在其漳浦老家，已有一年多的時間,。于是,，和邑安厚的鄉(xiāng)紳們便慕名移書致信,，懇請蔡新為文祠作記。蔡新亦欣然應之,，并于四月初一寫就此“記”一文,。
今天，我們再讀“蔡新碑記”一文,，從中可以得到什么歷史信息呢?或者說，揭示了一個什么文化內(nèi)涵呢?竊以為至少有四：
一是表達了和邑百姓“不忘其德,，至今俎豆之”的情愫,。自王陽明明正德年間兩度奏請設立平和縣治，到清乾隆戊寅以來的240年間,，平和人民始終不忘王陽明“掃蕩賊巢,，始立縣治，設學校興教化”的功德,，年年歲歲舉行春秋二次祭祀活動,，從未中斷。就像全漳州百姓不忘先賢朱熹一樣,，自始至終膜拜有加,。這也從一個側面證實了鄙人之前的論斷：“在和邑這方土地，從置縣至今的500年,，平和百姓始終感念王陽明的奏立之功,、教化之德，陽明精神更是始終根植于和邑大地,，滋養(yǎng)著平和民眾的心靈家園,，生生不息，從未中斷,。”
二是表達了作者對陽明先生的仰慕之情,。蔡新在“記”文中，借用昔日朱熹閱讀《李忠定文集》所發(fā)出“使公(李綱)之策見用于靖康建炎之際,，必不至貽吾君今日之憂”的感嘆,，進行一番設身處地的假設。如若陽明先生早生長于那個動蕩年代,，任職于“宋室南渡”之危難之間,，以其“擒宸濠、平斷藤峽”之雄才偉略,，安邦敵愾之氣概,，完全可以與民族英雄李綱相媲美。同時又進一步假設,，如果朱子了解陽明先生如此偉業(yè)殊功,，作者大膽地推斷設想，朱熹“必將太息泣下，慨慕而不能舍置”,。蔡新作為清代名宦,，曾出任吏、禮,、兵,、刑、工五部尚書,，且兩度臨危受命領兵平亂的特殊身份,，如此溢于言表地贊賞陽明先生的事功，如此用心設想情景,、推斷結論地評價陽明先生的德性,，實屬前所未聞也。
三是表達了對朱子理學,、陽明心學的認知態(tài)度,，進而闡明“圣人之道，一而已矣”的“朱王會通”觀點,。蔡新在“記”文如是而言：“朱子當釋,、老盛行之時，士皆高談性命漸入于杳冥恍惚之途,，故引之于切近精實之中,，使之由博以返約，循序而致精,，是圣學之階梯也,。陽明當詞章汨沒之時，士皆博雜以為高,，剽襲以為富,，一切茍且以就功名，不知身心性命為何物,，于是直指本體,，發(fā)為良知之論，使之因端竟委,，亦救時之藥石也,。”認為：朱子理學是“圣學之階梯”，而陽明心學是“救時之藥石”,?？芍^是一語中的。緊接著,，作為清代著名學者,、《四庫全書》館正總裁的蔡新還就提出了朱子理學,、陽明心學之間存在“四個相同”的學術觀點，即：“同以圣人為可學,，同以省克為實功,，同以遏欲存理、戒慎恐懼為入門,，同以君臣,、父子、夫婦,、昆弟,、朋友為實境”，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作為朱學重地的福建,，并非如今人所言：“福建沒有陽明學立足、發(fā)展的空間”,，而是不忘吸收闡發(fā),、深耕厚植陽明心學，形成了“朱王會通”的福建地域文化特色,。這是非常值得今天福建學者的深思與研究的,。
四是闡明了安厚文祠合祀朱王“同俎豆而共升香”之形式，是合乎禮儀的,。此舉非但安厚鄉(xiāng)里百姓贊同,、和邑官府認同，就連世襲一等海澄公的水師提督黃仕簡也為之折服,，出資購置田地,，以供春秋祭祀之費用。
